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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
2011-04-14 14:53:24 来源:光明网   查看评论 进入文化论坛 手机看新闻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 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 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 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我的专业背景,还是我的家庭背景都跟电视毫无关系,而当时无论是制片人、部主任、正大集团还是台领导,居然能够起用一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的女大学生来主持黄金档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回头看起来,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觉得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社会刚刚经历动荡,气氛沉闷,人们厌烦了生硬的电视语言,希望通过电视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间来表达个性。《正大综艺》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节目。如果没有姜昆、赵忠祥这样的资深艺术家、主持人站在我身边,也许我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度。因为他们已经功成名就,所有的编导都很尊重和信任他们,所以相对地也带动我有更多的机会表达年轻人的观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让赵老师代表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相对中庸的社会主流观点,而我更多地代表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有一点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这样一老一少,形成某种冲突但又愉悦的气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新意的。

    但是有一个事情还是可以反映当时整个舆论的环境跟今天有着多大的不同。我记得在节目开播的第一集里我在主持词里加了一句这样的话:“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在茶余饭后增添一些生活的情趣。”这话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当年因为这句话我还受到过批评,部主任开会批评说这句话说错了:“我们的电视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怎么能只为大家增加一点生活的情趣呢?”今天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审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要看到它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尺度去评论它的制作水平或言论尺度。

[责任编辑:商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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